近月,娛樂圈負面新聞不斷,明星藝人涉嫌違法違規(guī)、德不配位的事件多發(fā),不斷挑戰(zhàn)道德法律底線,多次引發(fā)輿論震蕩。7月,吳亦凡事件獲得輿論的空前關注,從個人爆料、雙方社交媒體對峙到警方介入實錘,事件性質從最初的私生活問題上升為違法犯罪,吳亦凡也從娛樂圈頂流變成了全網抵制的犯罪嫌疑人。8月,吳亦凡事件的余溫尚未散去,知名主持人錢楓又被曝出性侵的丑聞,再次刺激了大眾的敏感神經,各新聞媒體、自媒體和網民都呈現較高的參與度,進而引發(fā)全網關注。通過將吳亦凡事件和錢楓性侵門進行對比分析發(fā)現,兩件事在傳播特點上存在明顯的共性,但也有一定不同。在此基礎上,本文將探究近期明星輿情的傳播特點和規(guī)律。
民間輿論場通常是明星輿情的主陣地,其中,社交平臺以其極高的用戶覆蓋率成為明星輿情的主導平臺。無論是吳亦凡事件還是錢楓性侵門,最初均源于當事人在社交媒體爆料,網民迅速通過社交平臺參與討論。隨著事態(tài)發(fā)展,意見領袖和普通網民不斷傳播擴散相關信息,事件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其次,視頻、論壇、問答等平臺也是明星輿情的重要陣地。自媒體內容產出能力強、速度快,往往會第一時間制作事件相關內容獲取流量,起到意見領袖作用,增強事件在不同人群中的傳播力度。如在視頻平臺,大量自媒體制作了有關吳亦凡事件和錢楓性侵門的視頻并發(fā)布到多個平臺,吸引不同平臺的用戶群體參與事件傳播和討論。此外,媒體輿論場也不容忽視。一般來說,媒體輿論場(娛樂媒體除外),尤其是主流媒體較少參與明星輿情的傳播。但在這兩起涉及社會議題的明星危機輿情中,“人民網”“央視新聞”等主流媒體也積極參與傳播,擴大了傳播影響力。如在錢楓性侵門一事中,人民網評錢楓被指性侵的評論一發(fā)布,便迅速被意見領袖、各新聞媒體傳播擴散,而其呼吁理性吃瓜、讓法律驅散疑云的態(tài)度也為網民提供了輿論導向。
明星作為大眾娛樂生活中的重要主體,相關的一舉一動都極易吸引輿論目光,以明星為主體的事件更是備受關注,自帶流量加成。而一旦事件涉及社會公共議題,出現影響較大的違法違紀、違背社會公序良俗事件,如強奸、性侵、偷稅漏稅等,其事件熱度會呈幾何倍數上漲,事件影響力也將進一步升級。如吳亦凡事件中,早期爆料吳亦凡劈腿,僅涉及私人感情話題,大眾更多抱吃瓜態(tài)度,事件影響力有限。7月,都美竹再次爆料稱吳亦凡潛規(guī)則多位女性,甚至包括未成年,話題發(fā)展為社會議題,“未成年”“潛規(guī)則”“選妃”等觸及大眾敏感神經的曝點迅速引發(fā)全網熱議,其合作品牌也迅速解約,直至吳亦凡被刑拘、批捕才逐漸消散。而錢楓作為主持人,自身流量加成有限,其一般動態(tài)往往不會引發(fā)全網關注,但此次錢楓被曝性侵,涉嫌違法,尤其是在吳亦凡等明星兩性關系的負面熱點頻爆之后,相關話題不到2小時便登上各平臺熱搜榜,到達事件傳播高峰,足見社會議題對明星危機的助燃作用。
明星往往與“正能量”“陽光”“敬業(yè)”“光鮮”等正面標簽掛鉤,一旦明星發(fā)生危機事件,個人真實形象與外在標簽產生矛盾,就會引發(fā)民眾內心失衡,影響民眾對明星的印象。同時,從近期明星危機事件來看,無論是涉及違法違紀,還是觸及社會公序良俗,其背后都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痛點。在民眾內心失衡的基礎上,最近頻發(fā)的明星危機事件反復刺激民眾痛點,形成累積效應,加速了民眾對明星群體及娛樂圈社會標簽的重構,“亂”“臟”“爛”等負面標簽成為近期民眾對娛樂圈的印象詞。7月吳亦凡事件曝出后,輿論對娛樂圈的負面情緒高漲。隨著警方介入并公布調查結果,吳亦凡涉嫌強奸被刑拘、批捕,明星的公信力嚴重受損,網上各種有關“娛樂圈黑幕”的爆料不斷出現。此后,霍尊、張哲瀚等明星接連“塌房”,負面印象不斷強化。8月錢楓被曝性侵,民眾對娛樂圈的印象跌至谷底。
明星輿情中,事件各相關方面的回應會促使輿論關注重點不斷變化。吳亦凡事件中,輿論焦點最初聚焦于都美竹和吳亦凡的戀情、都美竹爆料目的等私域問題。7月,都美竹曝吳亦凡潛規(guī)則,隨后雙方在社交媒體對峙喊話,輿論焦點轉移至關注吳亦凡違法、質疑都美竹敲詐等涉嫌違法方面。隨著北京朝陽警方通報坐實吳亦凡涉嫌強奸的罪名,除少部分粉絲仍堅持支持吳亦凡外,輿論態(tài)度趨于統(tǒng)一。在此階段,輿論話題迅速向“未成年人誘奸”“強奸”等社會公域議題擴散,關聯話題如“強奸罪的認定條件和量刑標準”“吳亦凡加拿大國籍對案件調查、定罪、判刑的影響”等討論熱度劇增。在這期間,粉絲控評網暴、代言解約、明星及行業(yè)部門態(tài)度、官媒評論等也引發(fā)輿論場大范圍關注,飯圈亂象、藝人藝德問題等成為該事件中的重要輿論焦點。而在錢楓性侵門事件中,其議題聚焦發(fā)展稍有不同,在圍繞明星性侵這一社會話題主線的同時,輿論議題也隨著事件細節(jié)的披露,逐漸開始向私域議題延伸。隨著上海長寧警方發(fā)表通報,以及網民深挖爆料者“小藝”相關信息,對爆料者個人品性、爆料目的等問題的討論熱度開始增多。
群體觀點對立已經是明星危機事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對立程度受到事件性質、事態(tài)發(fā)展、社會認知、個人情感傾向等多重因素影響。錢楓性侵門事件中,,群體觀點在爆料之初普遍以指責錢楓失德、涉嫌違法為主。隨著網民對涉事雙方身份、過往言行的深挖,以及警方的及時通報,輿論對于“爆料人小藝”的態(tài)度從最初的普遍同情到充滿爭議,群體觀點的對立性開始增強:部分網民以錢楓曾經的輕浮舉止為線索,認為此事的可信度較高。持對立觀點的輿論則基于小藝身份信息和個人言行,質疑其爆料目的不純,懷疑其炒作和敲詐勒索。但對于這類觀點,部分輿論站在女性受害者的立場反駁稱,強奸定性判斷主要依據爆料人的主觀意愿,如果當時爆料人處于非自愿狀態(tài),性侵事實則成立,這一點與其日常言行、個人品德等方面無關。同時,還有部分觀點針對爆料人陳述與警方回應內容的出入,質疑其故意將矛盾引向警方,懷疑其立場問題。而在吳亦凡事件中,當事人流量明星身份讓“個人情感影響輿論態(tài)度”這一特點十分明顯,其粉絲群體的“洗白”與非粉絲群體的“吃瓜”“反感”之間的對立十分明顯。但隨著警方以涉嫌強奸罪刑拘、批捕吳亦凡后,事件性質發(fā)生實質轉變,公共道德倫理標準在公眾態(tài)度選擇上呈現絕對主導,除少部分死忠粉仍堅持支持偶像外,大量粉絲脫粉,群體觀點的對立程度明顯減弱。
信息爆炸時代,網絡個人爆料的可信度受爆料方身份、言行、經歷等多方面的影響。在錢楓性侵門中,爆料人小藝在爆料之初的身份不明,吸引了網民對“她到底是誰”的探究。隨著網民深挖,“小藝大號和姓名”“從業(yè)經歷”“其外網言行”“過往感情史”等信息被相繼扒出,引發(fā)網民對其爆料目的和個人品行的懷疑,進而影響了網民對其爆料信息真實性的判斷,降低了其爆料內容的可信度。同時,上海警方發(fā)布警情通報回應此事,與其爆料內容存在明顯出入,進一步加劇了網民對爆料者本人及其爆料內容的不信任感。而在吳亦凡事件中,都美竹的身份在爆料之初便被公眾所知,其與吳亦凡戀情的真實性得到輿論的廣泛認可。在此背景下,雖然前期爆料中也存在部分質疑都美竹炒作的聲音,但大部分輿論還是偏向于相信都美竹的爆料內容。隨著都美竹的爆料內容持續(xù)升級、數十位女生站臺發(fā)聲、警方通報調查結果,都美竹爆料內容的可信度不斷增強,輿論中質疑都美竹的聲音逐漸減少。
21世紀以來,由于文化產業(yè)及互聯網科技的迅速發(fā)展,以及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初步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娛樂市場。文娛行業(yè)在滿足群眾多樣化文化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等方面也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缺乏市場化的經驗以及產業(yè)體系,文娛行業(yè)如何形成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兼并的商業(yè)模式還未有清晰的方向和途徑。在這一背景下,恰逢韓流來襲,經紀公司大量推動偶像產出的模式成為國內資本普遍效仿的造星機制,并由此形成了全行業(yè)的自我強化與依賴。
當今的社會語境下,所謂的頂流明星,不再單純依靠實力品性取勝;流量背后的資本,收獲的社會評價也日趨負面;瘋狂的飯圈文化,更不是娛樂圈繁榮的象征。這種亂象、偏差的產生,與藝人、經紀公司和平臺方急功近利,忽略社會效益脫不開關系。由資本把控的娛樂圈,商業(yè)邏輯侵蝕創(chuàng)作邏輯、市場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正因如此,為糾正娛樂圈的各種亂象和飯圈不良風氣,監(jiān)管部門愈加重視藝人藝德培訓、商業(yè)模式管制、青少年引導等。一方面,監(jiān)管部門強力介入偶像藝人選秀出道環(huán)節(jié),進一步嚴控打投機制,嚴禁附物買票、數據造假等行為,并堅決抵制“偶像制造”中的唯流量論和資本干預選拔。另一方面,網信辦、教育部、廣電總局等多方在引導青少年理性追星上協(xié)同發(fā)力,重點治理群體拉踩、造謠攻訐等飯圈亂象,為打造“清朗”飯圈文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
輿論態(tài)度:
近年來,與藝人私德有缺、違法違紀、政治立場敏感等話題相關的負面新聞頻頻出現,呼吁明星培養(yǎng)藝德、凈化行業(yè)風氣成為文娛行業(yè)整治的重點。在此基礎上,對劣跡藝人出鏡和其作品進行嚴格限制已然成為行業(yè)共識。歸根結底,藝人頻繁“塌房”,絕非偶然。一方面,新媒體時代,流量至上成為偶像制造流水線的核心理念,重顏值輕品德、口碑的藝人不僅落下了業(yè)務能力的“課程”,有甚者更是一次次挑戰(zhàn)社會公序良俗,觸碰社會道德和法律紅線;另一方面,監(jiān)管的疏忽和漏洞,也使這種肆意生長的行業(yè)風氣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流量藝人的名利來得過于容易,長此以往,一些藝人難免失去初心,變本加厲追求享樂,走向墮落的邊緣。
一定程度上講,藝人稱得上文娛產業(yè)的“產品”。而近年來的大眾“泛娛樂化”思潮和粉絲經濟刺激,導致了某些金玉其外的“產品”產能尤為過剩:“明星創(chuàng)造”一波接一波,留下的經典不多,留下的笑話和熱鬧倒是不少。從轟動一時的吳亦凡事件到錢楓性侵羅生門,藝人劣跡行為被高頻曝光,不僅對心存僥幸者起到震懾作用,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諸如作品下架、節(jié)目調整等更是牽連其他熱愛演藝事業(yè)、高尚藝德的同行,該類事件中的輿論理性程度和官方處置速度明顯提升便是有力佐證——這足夠說明問題:普羅大眾和有關部門對娛樂圈失望已久,對于明星藝人的印象更是到達低谷,無不期待這場地震能夠肅清劣跡藝人,重振文娛行業(yè)風氣。
如何全面提升藝人藝德水平、讓娛樂圈重拾大眾信任是接下來所有從業(yè)者和監(jiān)管部門都要深刻思考并付諸行動的一個問題。其中,開展藝人素質修養(yǎng)和職業(yè)精神等多重培訓是大眾較為認可的方法?;诖耍蟛糠志W民呼吁不僅培訓要落到實處,廣大藝人也應積極自糾自查,自覺參與藝德水平的提升培訓,并通過發(fā)起“倡議”、簽訂“承諾書”等方式,保障后續(xù)行動的可信度。除了這種軟性道德壓力約束外,行業(yè)協(xié)會、利益平臺和機構也要分包責任,將“藝人行為規(guī)范”變?yōu)樗嚾巳芷诘挠残约s束,落實到從公德到私德的各個層面。與此同時,輿論也認為在有關部門具體整治措施實施的過程中,監(jiān)管制度更應“與時俱進”:關鍵點在于要將藝人藝德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中來,給明星藝德約束加一道法規(guī)之鎖。與之對應的是,更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強調藝人的責任和義務,并將其個人私德與職業(yè)利益掛鉤,或引入能力考核、績效評審等方式,重新構建藝人薪酬分配機制。
藝人作為一個面對社會各界的特殊職業(yè),為社會起到正面表率是其職責所在。正所謂“唱念做打靠天分,忠孝節(jié)烈靠本分”,娛樂圈藝德建設的核心是讓“藝人行為規(guī)范”發(fā)揮起應有的規(guī)范作用。在這一基礎上,有資深從業(yè)人士表示要形成“零與一”的明確界限,即不遵守規(guī)則、不履行義務就會喪失生存資源的大環(huán)境,只有在這種危及“生存”壓力的情況下,藝人才能時刻保持克制和清醒。
輿論態(tài)度:
新媒體時代,流量明星的出現,帶來了文娛行業(yè)新型商業(yè)模式。一個個“愛豆”,就是一個個可以快速變現的流量高地,品牌方要做的就是在眾多坑位之中插上自己的旗子。由此,資本“造星運動”順勢而來。從定義上看,資本造星,不是單純地通過偶像藝人的表演或作品來吸引粉絲和流量,而是資本推動形象姣好、名氣低微的藝人或素人參加各種綜藝選秀,甚至直接進入熱門IP劇組,并利用社交媒體、自媒體平臺廣泛營銷造勢,然后通過品牌代言、平臺合作等途徑快速變現,收割流量紅利。選手出道與否,全靠粉絲買單。這一閉環(huán)中,藝人作品和代言商品都成了無關緊要的東西,一些與普世消費觀念背道而馳的粉絲購買行為最終也演變成大眾難以理解、接受的怪象。比如大量購買同一張數字專輯、買明星代言禮盒只為拿走其中的簽名照、大規(guī)模買聯名飲品,投完票就倒掉……全都只是粉絲在“做數據”。而對于想要利用明星流量獲利的資本和品牌來說,既然收割的都是同一茬“韭菜”,具體是用哪種方式,區(qū)別都不大。
近年來,該模式所帶來的弊端全然暴露在大眾視野,流量造星或許確實來到了一個需要冷靜的拐點。首先,在網絡影視創(chuàng)作層面,資本把控選角已久,部分被資方、平臺方指定的速成“偶像”及流量明星在形象、氣質、演技等方面未能適配角色需求,也無法達到大眾欣賞底線,甚至有觀點認為濫用“流量”是劇荒的主要原因。這一情況不僅損害了影視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環(huán)境,同時也阻礙了行業(yè)產生可持續(xù)性的良性的發(fā)展動力。其次,速成偶像、流量明星迎來高風險時代。與超強的變現能力相對應,速紅流量明星口碑維護的成本和挑戰(zhàn)也日趨增多,稍有不慎,靠流量支撐的藝人便會立刻遭受高人氣反噬,給資方、品牌方和合作方帶來巨量虧損。
在此之外,基于偶像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飯圈的興起,青少年成為資本逐利的新興目標群體。年齡小、“后勁足”的低齡偶像也由此愈發(fā)吸引資本的目光和關注,“偶像養(yǎng)成”成為新的造星邏輯。然而,這種由資本推動的這種偶像低齡化趨勢導致的負面效應同樣明顯,不論是對個人成長還是社會發(fā)展都將產生巨大負面。對于藝人本身來說,低齡偶像被節(jié)目組和資方推向市場,過早接觸利益復雜的娛樂圈,十分不利于他們身心健康的發(fā)展。而在社會角度上來說,這樣一種機制給社會傳遞出“出名要趁早”的觀念,無異于將一種扭曲的價值觀灌輸給青少年群體。以從出道到解散僅歷時4天的“天府少年團”為例,“團隊名成員平均年齡僅8歲”噱頭引來的不是掌聲而是批評和爭議。坊間對這一造星模式詬病不止,團隊所屬公司也因是否利用童工盈利、商業(yè)化未成年人表演深受輿論質疑,在此期間,多數主流媒體也發(fā)聲批評并一致表態(tài):偶像養(yǎng)成產業(yè)的發(fā)展,絕不能以犧牲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為代價。
如今,隨著官方監(jiān)管的強力介入,終于給資本造星產業(yè)帶來不小震動。5月,北京廣電局印發(fā)《關于進一步加強網絡綜藝節(jié)目創(chuàng)作播出管理的通知》,明確修改節(jié)目組花錢買票環(huán)節(jié),嚴禁將采取購物、充會員等物質化手段加入投票流程,并點名“集資打投”等多種形式的數據造假行為,嚴禁資本干預選拔;9月初,廣電總局對“進一步加強文藝節(jié)目以及其他人員管理”下發(fā)最新通知,除了要求平臺不得播出偶像類養(yǎng)成節(jié)目,也進一步強調要嚴控選秀打投機制,堅決反對“偶像制造”中的唯流量論……目前,監(jiān)管已經對資本操弄“偶像經濟”之手有了足夠警惕。流量背后的資本在考量時,或許需要提升社會公益的權重。
輿論態(tài)度:
飯圈作為一種新興文化現象,伴隨著網絡互聯的興起、新媒體化以及個人主義的盛行而產生,亦是文娛產業(yè)制度不斷升級的見證之一。作為娛樂內容產品的重要載體,飯圈的誕生也昭示著明星藝人與其粉絲之間的互動關系不斷遞進,區(qū)別于傳統(tǒng)媒介時代,飯圈在這一互動關系中被賦予了更多話語權,粉絲也跳出傳統(tǒng)受眾的固有角色,主動參與到文娛事業(yè)的各項環(huán)節(jié),并通過明確且有組織的群體行為,干預和滲透至產業(yè)復雜的利益鏈條中,最終影響偶像藝人形象塑造及自身發(fā)展。從文化特性來看,“Z世代”和“她經濟”的崛起推動飯圈進入依靠數據、流量說話的新娛樂模式,并以此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話語體系和運作規(guī)則。從群體結構來看,飯圈群體組織化特征明顯,包容與排外并存,飯圈群體管理者逐漸走向精英化,各群體間的沖突也愈發(fā)明顯。
飯圈文化盛行之下,粉絲集體行為傳遞出來的正向效應逐漸進入公眾視野。一方面,飯圈開辟和搭建了一種以青少年為中心的新型網絡社群,這一空間中,青少年能夠釋放自我,張揚個性,實現自我認知。同時,在集體追星中,青少年的人際交往、學習和創(chuàng)造能力也能獲得明顯提升。另一方面,隨著飯圈與藝人之間的聯系增強,粉絲更易受到其偶像優(yōu)質個人品質或者個人經歷的激勵,在提升自我學歷和能力之余,也能通過以偶像名義組織進行公益志愿活動等,共促社會和諧健康發(fā)展。
當然,飯圈背后運作的商業(yè)邏輯和其具備的群體傳播力為青年成長和網絡生態(tài)環(huán)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也不容小覷。部分粉絲群體為維護偶像,不惜與“全世界為敵”。面對不是明確喜歡本家(自身粉的偶像)的言論,輕則冷嘲熱諷,重則網絡暴力,而倘若涉及明星待遇問題,撕起合作藝人和經紀公司來也毫不手軟。正如前一段時間前鬧得沸沸揚揚的“藝人趙麗穎粉群被大規(guī)模禁言”事件,粉絲慣用的惡性詞語便不勝枚舉。而流量明星的粉絲群,因為資源、咖位問題在社交平臺相互謾罵,更是網絡常態(tài)。粉絲為取悅偶像而造成的資源浪費,也讓公眾瞠目。近年來,粉絲通過送名車、燈光表演、小行星等為偶像慶生已不再新鮮,背靠各大平臺、資本的選秀節(jié)目和“偶像養(yǎng)成”成為公眾眼中新的智商稅盛產地。據網絡數據,2018年某“偶像養(yǎng)成類”節(jié)目決賽環(huán)節(jié),粉絲們在網絡眾籌就已達4000萬元,另一同類節(jié)目的各家集資也超過2000萬元。2020年同類型的某網絡真人選秀節(jié)目中,粉絲為前15名選手的投票數需要花至少4800萬元購買某品牌酸奶……對于以青少年群體為主體的飯圈來說,瘋狂買冠名品刷數據、“倒奶”打投等操作不僅容易使自己或家庭陷入經濟困境,這種奢靡、浮夸的追星理念也會對其三觀的塑造和培養(yǎng)產生嚴重誤導。此外,狂熱粉絲為追星擾亂群眾正常生活、圍堵公共場所擾亂社會治安、公開售賣明星使用過的醫(yī)療用品等飯圈不良行在現實生活中也備受詬病。頻頻越界的飯圈亂象,足夠令公眾深思。在現今的社會語境下,造謠攻訐、捧一踩一、輿論對立、無腦追星……這些存在價值導向問題的不良信息和行為,已經逐漸跳出了飯圈內部,嚴重污染到整個網絡生態(tài),甚至對正常社會秩序也產生實質影響。
所幸,目前監(jiān)管部門對于飯圈的整治已有了全面規(guī)劃。網信辦、教育部、廣電總局等各方在引導青少年理性追星上協(xié)同發(fā)力,探索形成規(guī)范飯圈管理的長效工作機制,并在各方面實行全鏈條管理,不斷擴大良性版圖,打造“清朗”飯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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